yoga Phoebus

　　■個論
　　來鳳縣雖是國家級貧困縣，但該縣的政府機關大樓卻蓋得異常高大、豪華，以至於有官員認為“司法局只蓋3層的話，（顯得）極不協調”。在當地各部門的辦公樓中，來鳳縣檔案館高26層，創下了迄今為止來鳳縣最高大樓的紀錄。然而，儘管該縣委縣政府入駐大樓辦公7年來，卻始終不敢掛牌，被當地老百姓戲稱“黑政府”。（相關新聞見今日本報AA14版）
　　仿佛是應聲而合，7月23日的《東方早報》則報道了湖南貧困縣安仁縣蓋億元“衙門”稱建小區的新聞。報道稱，安仁縣是湖南省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，農民基本靠外出打工為生，該縣已經建有多棟豪華機關辦公大樓。
　　幾乎如出一轍的遮遮掩掩，相似的強力推進豪華辦公樓建設，它們把貧困縣和豪華政府大樓的曖昧關係再次呈現於公眾之前。貧窮從來都不是一個光彩的詞語，就算是擁有一座天價的辦公樓，這樣的評價也不會改變。既然貧困，就必然要求於公共財政開支中量入為出，精打細算，將本更應該用於住房、醫療、教育等民生領域的資金，“擠壓”出來打造舒適的政府部門辦公場所。說它是先普通民眾之先而享受，不免太過溫情脈脈，因為公共財政用途的庸俗與悖逆，它事實上已至違規與必須追責之境地。然而，這樣的悖論如何而來？
　　高至國家級的貧困縣戀上政府豪華辦公樓，倘若細究，其實遠非偶然。當圍觀者總是習慣性地指出“虛榮的權力”淵藪，“貧困”本身是否就給予了我們不意外的啟示？既然名義上是貧困的，那麼如同湖南貧困縣安仁縣，為什麼動輒能夠籌集上億元的辦公樓建設資金？至於來鳳縣26層的檔案館，又何以膽敢和貧困縣的稱呼構成鮮明的對比？這是不是反證出了貧困縣認定程序方面的過失與紕漏，一些貧困縣可能並沒有想象中的貧困？或者說，當下的類似扶貧舉措仍舊過度集中在財政的支付轉移上？實惠讓最終的“貧困縣”當選者真假難辨。
　　既然少數地方原本就不貧窮，那麼名不副實的扶貧資金自然就難於用到正途，或者是修建豪華辦公樓並無多大壓力，但這仍然不是貧困縣和豪華辦公樓關係曖昧的全部緣由。一個細節是，來鳳縣司法局業務用房的建設模式顯得怪異，因為它與商品房建設在了一起。來鳳縣發改局稱，這是一種創新形式，城區土地有限，土地不充分利用就會造成浪費——曖昧的“創新”實際還是隱性的新建，中辦和國辦要求5年內各級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的強調不遠，“新建”依舊在進行，這是否同樣在反證：關於禁止新建樓堂館所的要求，在基層仍然執行力匱乏？
　　最合乎邏輯的發生鏈條，至此已清晰無比：先有對貧困縣的制度性甄別不夠，與對於隱形新建政府樓堂強力限制的缺失，然後才有了貧困縣裡豪華且刺眼的政府辦公樓。剛性的約束仿佛就在那裡，觸手可及但又咫尺天涯。說到底，一面哭窮一面興建政府大樓固然令人莫名驚詫，卻不過是最真實的治理寓言。無論是貧困縣頭銜的真假難辨，還是鐵定主意地借“創新”之手修建超標辦公樓，它們其實都源於同一個癥結：那就是種種現實約束的虛置。眼看貧困縣裡它起高樓，直面新聞，我們別隻留下一地的失落，更請看到某些現實約束貧困縣建豪華辦公樓的必要。
　　□王聃
　　（原標題：貧困與豪華的曖昧關係）